真正說起來，中國人的“性禁忌”和“性封閉”是在外族入侵後引發的。
元代的異族統治是中國人性觀念發生空前轉變的直接原因。
這是因為：在異族征服者麵前保護自己的眷屬，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她們與外界完全地隔絕起來。同時由於人們竭力掩飾其性生活，使外界無法窺知，使異族入侵者本身也受到影響，對自我進行約束，加之漢文化的強大的同化能力，異族入侵者與當地人融為一體，自覺地成為“性禁忌”和“性封閉”的執行者。
在這種虛情禁锢的矯飾下，強調道德約束的《功過格》便應運而生。在《十戒功過格》與《警世功過格》中，嚴格的行為限制大多與性有關。
《功格過》竟然警告人們不可欣賞輕浮的歌由和戲劇——這一點一直流傳至中國的“文革”甚至更後，它恰恰反映了元朝的詞典與戲曲的繁榮。
因為科舉廢除，文人無官可做，便把自己的智慧全用在麗詞艷曲的創作上。如《西廂記》和《琵琶記》都是這種代錶。
到十四世紀（元朝），女人“不纏足”已經被認為是很可恥的事了。
但荒唐的是，元朝的統治者對前朝流傳下來的“長生不老”很着迷，千方百計尋仙訪古，乃至遁入邪門左道。
例如，蒙古人有對密教金剛乘的崇拜，特別是性力派。忽必烈身邊有許多密教術士。
這些人以神秘的“雙修法”勸谕忽必烈，即請他通過各類性交來超渡自己，皇帝辦公的牆壁上所奉神的也為男女交媾的形象，還被尊稱為“父母”。（看精彩成人小说上《小黄书》：https://xchina.blog）
道教認為，男人與少女相交有利於身體調養。這一邪說後來被明中葉大紅大紫的道教領袖邵元節所鼓吹，他曾向嘉靖帝教授房中術說，老陰耗精，和童貞相交，可以采陰補陽。
由於元代的民族矛盾，中國人以儒傢禮教施行自我禁锢，這種習俗到了明代仍然參透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
作為受外族統治的逆反心理，甚至有人上書皇帝要求禁毀一切非儒傢說教的書。
在這種形勢下，兩性的“隔雜”和禁止婦女在外麵抛頭露麵也開始認真地實行起來。
不過，明代雖然不再像以前那樣大肆流行房中書，但此時這類書多以地下方式流傳。
如《某氏傢訓》、《素女妙論》、《純陽演正孚佑帝君既濟真經》和《紫金光耀大仙修真演義》等，它恰恰說明了“性”的強大的精神生殖力——無論怎麼禁止，也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這些房中書並不完全照搬前人的書，而是在此基礎上又增加了新的內容，如強調對女子身體和心理特點的理解，介紹防止妻妾間誤解和妒忌的方法；同樣通過黃帝與素養女的對話講出女子的性感受，生活特點與性生活的關係；“回精術”的具體方法和“叁峰大樂”的意義等。
這類書本來應屬於道教煉內丹之書，《道藏》中本來也有這類書，但明正統間重印《道藏》時，由於儒教的地位和影響，編者對關煉內丹的內容都統統刪除了。
明代房中書由於不能像唐宋時期那樣，可以公開流傳，因而影響十分有限，但此時的色情小說卻發展迅猛，特別是《金瓶梅》和續篇《隔簾花影》，都是反映明代風俗與一般民眾的性生活的，而且藝術成就也較大。
另外還有一部是《影梅庵憶語》，該書作者冒襄（1611-1693）通過對自己真實生活的記錄，講述他與龐妾董小宛生死相依，纏綿悱恻的愛情，流傳也廣。
較《金瓶梅》有更為大膽和露骨描寫的小說是江南才子李漁的《肉蒲團》，書中極盡江南酒樓妓院之繁華，性病的流行也大量見之於書中。
這類“頹廢小說”正是特定時期的歷史產物：明王朝由盛而衰，北方的滿族虎視眈眈，隨時都可能吞噬這個腐朽衰老的帝國。眼看毫無生氣和希望的明王朝氣數將盡，那些整日在風月場中可以追歡逐樂，在茶樓酒肆附庸風雅的文人墨客意識到這些世俗享樂終將失落，有些人有感於這種宋世的淒涼而隱遁山林潛心佛道，另一些人則變本加厲地沉溺於那種紙醉金迷、荒淫放蕩的生活。正是後者這樣的一類頹廢至極的文人創作了一批以粗俗俚語雜以艷語麗句，不厭其煩地描寫性細節的淫穢小說，如《繡榻野史》、《株林野史》和《昭陽趣史》等。
與這類小說相映成趣的是春宮畫的成熟和張揚。
這類畫的肇始者產生於唐代，當時的春宮圖與房中書脫離之後，到了明代，畫技更加娴熟，個性更為張揚。
這些畫不再僅僅用於性指導，也用於欣賞和娛樂。盡管明代畫中有春宮畫的瓷器，為男女裸體性交，但明中期較好的春宮畫並不盡裸體，性挑逗的意味也錶現得較為含蓄。
春宮版畫中的裸體是在晚明才大量出現的，而且形象逼真，畫麵精致，如《勝蓬萊》、《風流絕暢》、《鴛鴦秘譜》、《繁花麗錦》和《江南銷夏》等。
畫麵上撲麵而來的頹廢氣息正是當時生活的藝術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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